9月28日，上師大馬院特聘教授張允熠在第四屆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國際學術論壇做題為“從深層文化背景看馬克思主義來源中的中國元素”的主題報告。

張允熠教授從如何理解列甯關于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理論來源”的提法、西歐的深層文化背景中的中國元素、中國元素間接影響馬克思主義産生的思想線索三個方面對馬克思主義來源中的中國元素進行了論證。發言最後，張教授指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中，應當打開新的研究視野，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要從中西文化交流的曆史脈絡中來把握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思想文化的内在關聯，認識到這種思想體系之間的相互“契合”性并非偶然現象；既不能認定馬克思主義的産生完全跟中國思想文化絕緣，也不能以偏概全地斷定馬克思主義完全起源于中國文化，而是認為它是從包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内的人類知識的總和中産生出來的。

張允熠教授長期從事哲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近年來，張教授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項目“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關系的資料整理與研究”，并于近期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學習時報》以及多個重要刊物發表了一系列相關主題的重要文章，在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積極影響。

【附錄：會議發言整理稿】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

感謝會議組織者的邀請，使我有機會向大家彙報自己的研究心得。關于今天的發言内容，我已經向會議提交了一個一萬幾千字的發言稿，大家可以在《會議文集》看到全文，由于時間關系，我這裡隻能簡要向大家彙報三個問題：

一、如何理解列甯關于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理論來源”的提法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起源問題曾是一個國内外争議頗大的學術課題。英國學者伯爾基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文藝複興以來歐洲正統文化的繼承者，不僅有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傳統，還有猶太教—基督教的傳統；英國學者李約瑟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來源于中國，把這一哲學傳到歐洲的信使是耶稣會士，經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歐洲化和“科學化”之後，又傳回了中國；列甯除講了德國哲學、法國的社會主義和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即所謂三大來源之外，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脫離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道，是從人類文明的“總和”或“總計”中産生出來的。我們在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時，可明顯地感知到：希臘哲學、法國啟蒙時代的思想和18世紀的唯物主義以及以魁奈為代表的法國重農學派的經濟思想，甚至19世紀的三大自然科學發現等，也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也不止“三大塊”，除哲學、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和政治經濟學之外，馬克思主義還有其曆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闡述。

列甯關于“三個理論來源”的提法的依據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但這不等于說列甯認為馬克思主義就隻有這三個來源。相反，列甯明确指出：“馬克思主義……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 “共産主義是從人類知識的總和中産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方面的典範。”認為馬克思主義隻有三大來源，這是對列甯論說的片面化理解。“三大來源”是直接來源，其餘的多半是間接來源，直接來源和間接來源不能相互否定。那麼，在這“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和“人類知識的總和”之中究竟包括不包括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内呢？有兩大假設：如果說“人類知識的總和”中不包括中國文化，那就意味着應把中華文化從“人類知識的總和”中剔除出去，換言之，作為東方文明的主要代表的中華文化對人類的思想文化沒做出什麼貢獻。如果說其中包括了中國文化，那麼它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二、西歐的深層文化背景中的中國元素

我們首先要澄清兩個前提問題：

第一個前提是，西歐的曆史并沒有一個從古希臘、古羅馬、神聖羅馬帝國一直到近現代經經遠遠沿襲不斷、流傳至今的大一統的文化傳統。在客觀曆史的發展上，大一統的希臘先于大一統的羅馬，但在思想文化的發展上，羅馬對現代歐洲人的影響要先于希臘。

第二個前提是，西歐諸民族的文明化有兩次飛躍。第一次飛躍是他們從羅馬人那裡接受了從東方傳來的基督教，這以公元496年法蘭克國王克洛維一世率領3000日耳曼親兵皈依羅馬基督教為代表，開啟了歐洲“基督教文明”的曆史。衆所周知，當代西歐各主要國家如德、法、意等都是加洛林王朝查理曼大帝（日耳曼王）的子孫們所建立起來的，他們号稱“神聖羅馬”，但正如伏爾泰所說，他們既非羅馬，更不神聖。

歐洲文明的第二次飛躍就是“文藝複興”運動。自從“十字軍東征”在東羅馬和阿拉伯的土地上發現了希臘哲學，12世紀那不勒斯的神父托瑪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一書意味着經院哲學即“理性的神學”的思想體系形成，這是文藝複興在精神上的第一大成果，标志着亞裡士多德理性哲學的複活和“兩希思想”的融合。

在上述兩個前提之下，促使歐洲進入近代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有18世紀的“啟蒙運動”。正是在啟蒙運動前後西歐接引了來自東方的中國哲學，希臘與中國，成為推動啟蒙運動的兩股重要的精神動力。在大約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内，全歐洲流行“中國熱”（又稱“中國風”），孔子一時成為他們新的精神偶像。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訪問法國時，法國總統馬克龍贈送他一本1688年法國出版的首部《論語導讀》，這折射了那一段“中國風”和“孔子熱”的真實曆史。

1998年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17世紀哲學史》列出了造成歐洲近代哲學産生的三大要素，其中把中國哲學西傳和歐洲思想界對中國哲學的回應作為重要背景之一單獨作為一章，在促使歐洲近代哲學形成的過程中，中國哲學是一個重要的影響要素和思想資源，西方從此“獲得了儒家哲學中非常頂尖的知識”。[1]

美國學者羅博特姆指出，從17世紀歐洲的三種運動中可感受到中國哲學重要影響的存在：（1）激發了針對基督教基本教義的批判精神；（2）喚醒了對個人與國家關系問題的興趣；（3）意識到了學者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羅博特姆寫道：“當一位支持者大聲說道：‘如果柏拉圖從地獄中出來，他會發現他的理想國在中國實現了！’他的話表示承認在歐洲思想解放的使命中，孔子和柏拉圖在兩次運動中擔任着相同的角色。”英國學者赫德遜寫道：“在19世紀以前，亞洲對歐洲的影響要比歐洲對亞洲的影響深刻得多……在18世紀，令人神魂颠倒的則是中國。”美國學者斯塔夫裡阿諾斯認為：“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中國由于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開始被推舉為模範文明。”

三、中國元素間接影響馬克思主義産生的思想線索

美國學者雅可布遜認為，中國哲學融入歐洲哲學概念是通過德、法、英三國著名哲學家而實現的，有兩條線索可尋——“一條是由萊布尼茨經由培爾到休谟，另一條是由魁奈經過亞當•斯密到休谟”。值得注意的是，建構這一理論體系的人正是德國哲學鼻祖萊布尼茨、沃爾夫、康德以及後來的集大成者黑格爾等大師級的哲學家，他們的思想都間接和直接地影響了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雅可布遜說：“萊布尼茨以後，東方哲學就成了歐洲哲學的一個基本特色。”也就是說：東方的哲學原則納入了歐洲的思維形式之中。

（一）讓我們先看看德國哲學這一線索。

德國古典哲學直接孕育出馬克思主義。萊布尼茨和他的大弟子沃爾夫都是歐洲著名的“中國迷”。萊布尼茨死後，沃爾夫的思想支配德國哲學界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康德就出身于“萊布尼茨——沃爾夫”學派門下，是沃爾夫的再傳弟子。按照雅可布遜的說法，休谟哲學受到過中國哲學的影響，康德哲學的兩個重要源頭即“萊布尼茨—沃爾夫”體系和休谟的經驗主義哲學中，都有中國影響的因素。所以，尼采把康德叫做“哥尼斯堡的中國人”。

至于黑格爾，他的哲學體系中有兩個核心範疇，一是在本體論上的“絕對理念”，一是在“邏輯學”上的“正反合”即“三段式”的辯證法。朱謙之生前認為黑格爾哲學實“從孔子哲學轉變而來。”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就是儒家哲學中的“太極”。朱謙之還驚異地發現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一書的體系和概念與儒家經典《大學》“再相似也沒有了”，“《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竟與《精神現象學》處處相合”。朱先生在經過一番詳細比較之後寫道：“《精神現象學》和《大學》之道完全吻合，幾乎可說即是《大學》之翻本，或訂正本，如使不是黑格爾受了孔氏遺書的影響，簡直是無法說明的了。”《精神現象學》出版于1807年，在此之前，《大學》一書在歐洲已有多種譯本，而那時黑格爾尚處于對中國和東方哲學執迷的時期，他熟讀了他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中國哲學和曆史的歐譯版著作。

黑格爾哲學與中國哲學之間的這種極其相似的微妙關系，早已被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察覺到了。如在1839年，恩格斯就指出黑格爾哲學的“現代泛神論”早在古代中國孔子那裡和古波斯瑣羅亞斯德那裡就已經存在了。

朱謙之又指出：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從體例、概念到思想實質上深受中國哲學影響“無疑”，然而，“翻遍全書，竟無一語提及（孔子或中國哲學），亦從無人道破，真是一大奇事！”“不提及”、“不道破”也罷，黑格爾卻反而拼命攻擊孔子和中國哲學，這就更奇怪了。其實，我們可以從黑格爾自己的話中找到答案。黑格爾在《小邏輯》一書中寫道：“一個人如果把從别人那裡學來的東西算做自己的發現，這也很接近于虛驕，他愈是容易相信從他人學來的東西，他愈要反對或貶斥那些東西。或者甯可說，他是被刺激起來反對它們的，因為他的見解是從别人的見解裡創造出來的。”這段話，透露出當年黑格爾對待中國哲學的真實心機。

（二）“歐洲的社會主義與中國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一書中曾引用聖西門主義代表人物、傑出的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卡貝一段話，卡貝說：“孔夫子和瑣羅亞斯德……前者在中國宣布了這個原則（共産主義的原則），後者在波斯宣布了這個原則。”卡貝明确認為中國儒家創始人孔子是共産主義思想的鼻祖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卡貝給予了很高評價，他們接着卡貝的話說：“完善的中國人（孔子）才是共産主義者”。1850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合寫了一篇《國際述評》寫道：“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就像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如果在中國的社會主義與歐洲的社會主義和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之間沒有經過一番理論探讨和深思熟慮的研究過程，馬恩是不可能得出這種結論的。

（三）亞當·斯密與中國

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國富論》撰寫于法國的巴黎，他在巴黎有一個最好的朋友，那就是當時法國經濟學界“重農學派”的領袖魁奈，魁奈号稱“歐洲孔夫子”。斯密從魁奈那裡獲得了“自由放任”這一核心概念，也即“市場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自由放任”是一個法語新詞（laiiez-faire），英國學者克拉克認為這一詞彙來源于中國哲學家老子的“道”，即“無為而治”，其實，該詞是對《論語•衛靈公》中“無為而治”一詞的法文翻譯，來源于中國儒家。重農主義的經濟思想則見之于魁奈的《經濟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魁奈的《經濟表》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亞當•斯密的另一部名著是《道德情操論》，許多人把它看成一本純粹西方思想的著作。但美國學者馬弗利克指出：孟子對于人有普遍的同情心的思想，啟發了亞當•斯密撰寫《道德情操論》，書中的許多觀點源于中國的儒家。[2]

以上所論并非對馬克思主義來源中的中國元素的詳備考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中，我們應當打開新的研究視野，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要從中西文化交流的曆史脈絡中來把握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思想文化的内在關聯，認識到這種思想體系之間的相互“契合”性并非偶然現象。我們既不能認定馬克思主義的産生完全跟中國思想文化絕緣，也不能以偏概全地斷定馬克思主義完全起源于中國文化，而是認為它是從包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内的人類知識的總和中産生出來的。

我的彙報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1] D.Carber &M.Ayer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8. pp.88.

[2]Lew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p25.; 另見：William Lookwood，Adam Smith and A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May 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