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作為一種制度安排耦合貫穿于實踐人民民主的全過程。全面發展協商民主奠定全過程人民民主基石，營造既各抒己見又理性有度的協商氛圍，健全深度協商互動、意見充分表達、廣泛凝聚共識的協商機制，将協商民主落到實處。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協商民主機制，完善協商民主體系，豐富協商方式，加強各種協商渠道協同配合。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從五個方面對全面發展協商民主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具體部署。新時代新征程，繼續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需要充分發揮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更好發揮協商民主治理效能，不斷開創全過程人民民主新局面。
一、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獨特優勢
當代中國協商民主具有豐富的文化傳統、堅實的曆史基礎和豐富的實踐樣态。不同于西方協商民主作為選舉民主的補充形式而存在，我國協商民主是一種切實的制度性存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此而言，協商民主是我們獨有的民主形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即源自中國共産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曆史實踐。
協商民主植根于中華文明獨特曆史文化傳統。協商民主之所以能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揮獨特優勢，重要原因在于其根植于我國文化土壤，契合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曆史傳統，赓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哲學思想、價值理念和政治傳統。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和民本思想構成我國協商民主的重要文化來源。譬如，《禮記》有言，“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倡導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的中庸思想；《論語》則将“和”作為維護倫理道德、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的基本原則，強調“禮之用，和為貴”，這種“中庸緻和”的價值理念本身就内蘊着包容多元主體及其利益訴求的價值立場，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協商民主的内核特質。而縱觀先秦至明末清初的民本思想，諸如“民惟邦本，本固邦甯”“天下為主，君為客”等，盡管其出發點是維護專制統治，但也在某種程度上規範和約束了君主的政治行為，強調君主隻有聽民意、體民情才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由此推演出“商量”的施政傳統，形成廷議、谏議的制度安排以及宗族會議等民間議事活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指出，我們黨所開創的政治協商制度，“與中華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傳統，‘兼容并包、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關聯”。協商民主在中國有着深厚的曆史根源，承載着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思維方式和價值訴求。
協商民主内生于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實踐。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發生和發展于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同曆史時期的實踐需要，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具體而論，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生發并孕育于黨領導人民争取革命統一戰線的鬥争實踐中，建基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創立，發展完善于基層治理的具體實踐，并朝着廣泛多層制度化方向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産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而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産黨必然彰顯人民性的價值理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的人民立場不僅要求其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實現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革命目标，也要求其在具體革命實踐中通過政治協商的形式凝聚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力量。對此，毛澤東強調，“我們一定要學會打開大門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善于同别人商量問題”。随着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轉型，我國的協商民主制度也實現了由加強同黨外人士協商合作的工作方法向以人民政治協商制度為核心載體的轉型，實現了國體和政體的有機統一，并在适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新變化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代課題中，不斷發展和完善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和社會組織協商的民主制度建設，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
協商民主依托于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政黨制度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礎，世界獨有的政黨制度造就了既有中國特色又符合中國國情的協商民主。中國的社會曆史狀況、内在社會結構以及政黨的先進性，決定了中國共産黨自誕生之日起便擔當起國家建構和民主化發展的中堅力量。中國共産黨廣泛聯合各種積極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開辟了“三三制”政權的民主政治實踐，創建了凝聚各黨派和各界力量、協商建立新中國的道路，推動了新型政黨制度的制度化發展。新型政黨制度發源于協商式參與的國家建設實踐，但其在人民民主的具體實踐中也孕育和發展了協商民主，使其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面旗幟。不同于西方協商民主的被動妥協，我國的協商民主則是基于尋求最大公約數這一協商共識的主動建構過程，廣泛存在于民主的各領域、各層次和各環節。當然，我國協商民主的體系建構和具體實踐并非“另起爐竈”的，而是始終在黨的領導下，在群衆路線、統一戰線、民主集中制等既有政治制度框架内完善參與機制、暢通溝通渠道、開展議事協商，不斷彰顯旺盛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
二、協商民主貫穿融合于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
協商民主是貫穿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一條主線，發展協商民主就是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直接體現。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新形态，反映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一種“全鍊條、全方位、全覆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協商民主的本質在于協商式參與和沉浸式體驗，不但貫穿于全過程人民民主完整制度鍊條中，而且激活各級各類政治和社會資源，真正推進發展“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協商民主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相輔相成。
協商民主和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互契性。協商民主昭示人民民主的真谛，發展協商民主的目的在于發揚民主、廣泛協商、凝聚共識。二者理念同源，都體現馬克思主義人民性的本質屬性，内蘊國家各項事務“由誰做主”、國家制度體系“為誰服務”的價值取向。習近平總書記明确指出，“有事好商量，衆人的事情由衆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所謂“民主的真正意義”，歸根到底指向人民政治生活的參與程度，亦即保障和實現人民民主權利。二者實踐同宗，都孕育于黨民主政治實踐的百年曆程，是黨踐行人民當家作主曆史使命的必然選擇。全過程人民民主概念提出以前，協商民主就已經是我國民主政治的重要實踐形式；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當代實踐拓展協商民主的内涵，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深化對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認識。二者渠道相聯，協商民主渠道的程序化和規範化構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框架，保證人民民主有序運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完整的參與實踐”，即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通過各種協商渠道和平台共同商量國家治理重大問題和涉及人民群衆切身利益問題。
協商民主和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互濟性。協商民主體現人民民主的全過程性，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和拓展協商民主的意義與功能。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需要完整的選舉制度程序，确保選舉公平公正；而且需要廣泛的民主參與機制，依靠人民協商參與解決各類現實性問題。2024年5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強調，要“大興調查研究，走好群衆路線，問需、問計于民”“堅持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增強改革決策科學性和改革落實執行力”。作為人民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基本形式，協商民主具有主體多元性、廣泛參與性、對話平等性、深度嵌入性、互動高頻性和制度化平台多樣性的特點，為人民群衆在決策前和決策中就國家治理的日常性事務，尤其是群衆急難愁盼問題共商共話搭建各級各類制度化協商平台，暢通民意表達和溝通渠道，最大限度融彙各方面意見，不僅能提升決策科學性和共識性，形成最大公約數，還能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培育公民民主意識和民主能力，也可以擺脫選舉民主困境，防範全過程人民民主中的風險，持續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同時，全過程人民民主也在理論和制度層面為協商民主應當與誰協商、協商什麼、怎樣協商以及協商成果如何運用指明方向。
協商民主和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互生性。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推進協商民主的目的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過程也是協商民主體制機制發揮基礎性作用的過程。民主協商從政治生活延伸并融入現代日常生活，協商成為調節不同利益主體間利益關系的重要形式，在協商中發揮民主效能、彰顯民主觀念，以協商促自治，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強大生命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續參與的權利；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選舉的權利，也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如果“人民隻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不僅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還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更要看民主實際效力的發揮程度，亦即“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無論是宏觀、中觀還是微觀層面，協商民主都廣泛嵌入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中，将人民當家作主具體、現實地體現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層級，解決人民群衆普遍關心的現實問題，這一制度程序在發揮作用的同時也得以不斷優化完善。
三、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全面發展協商民主
協商民主是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直接形式，全面發展協商民主以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現實選擇。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立足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實踐，實現全鍊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尤須協商民主程序化、規範化和制度化發展，而如何實現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是全面發展協商民主的重要課題。
高站位謀劃。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全面發展協商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證。充分發揮協商民主在全過程人民民主中的制度優勢和獨特效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各級黨組織對協商民主的組織協調。以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依托，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黨的領導、統一戰線和協商民主的有機統一；錨定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目标，聚焦全面深化改革現實問題和社會民生領域重難點問題，牢牢把握協商議政的方向和重點；建立健全黨領導協商民主建設的工作制度，把協商民主建設納入黨委總體工作部署和重要議事日程，推進協商民主制度化改革。
高标準推進。不斷推進制度創新，方能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和結構性矛盾。通過完善協商民主體系，健全協商民主機制，充分發揮協商民主獨特優勢，不斷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确保協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規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進一步健全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的落實機制，豐富有事好商量、衆人的事情由衆人商量的制度化實踐。進一步完善民衆參與和充分協商機制，協商成果采納、落實、反饋機制，規範和監督協商行為，引導協商民主有序高效推進。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完善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制度，推廣協商對話、社區議事、村民評議等制度，保證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廣泛持續深入參與的權利。
高質量落實。構建上下聯動、内外融通的協商發展格局，貫通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呈現立體多維協商發展圖景。就協商民主的構成要素而言，培育協商主體意識，提升協商主體能力，充分考慮各類協商主體在核心訴求、思維習慣等方面的差異性，因需因事制宜地調動協商主體參與積極性；發揮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社會組織協商等多渠道協同配合；建立健全提案、會議、座談等多種協商形式，鼓勵創新協商形式，搭建平等對話協商平台。就協商民主的運行體系而言，統籌政治協商、政策協商和社會協商，促進三者之間的互動融合，實現國家與社會的整體溝通；統籌國家、地方和基層協商民主發展，促進政治訴求和政治觀點在上下級之間有序流動，構建層級清晰明确的協商民主體系；統籌城市社區和鄉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發達和欠發達地區的協商民主發展，發揮典型示範帶動作用；着重推進基層協商民主，夯實全過程人民民主根基。同時，針對不同層級協商民主的發展目标，在協商内容、協商主體、協商程序和協商成果運用等方面提出具體要求，确保協商始終朝着凝聚共識的方向發展。
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作為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協商民主充分彰顯了黨的人民立場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初心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發展協商民主，需要全黨全國上下共同努力、積極探索、豐富實踐”。新時代新征程，全面發展協商民主，豐富全過程人民民主内涵要求，堅持有事多協商、遇事多協商、做事多協商，在協商中凝聚人心、增進共識、彙聚力量，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實現民族複興偉業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趙秋月為伟德betvlctor体育官网博士研究生，湯榮光為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秘書長、伟德betvlctor体育官网博士生導師）